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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缫丝业的产生和发展

发布时间:2015-06-08   来源:互联网   编辑:嘉联丝绸   点击:

生丝的对外贸易,是整个中国丝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生丝的出口,对中国丝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现代缫丝厂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存在和发展的?它所走的,又是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条件和背景。

但是历史又往往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笔直和简单。在历史悠久和幅员广袤的中国,具体到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上,就不是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只有一个固定的同一途径和模式。我们在下面选取的两家丝厂:上海第一家丝厂公和永和广东第一家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就有两个不同的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和模式。不同途径和模式的产生,当然有各自不同的条件。但毫无疑问,它们同时又恰恰来源于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同一。

(一)公和永之例

1882年出现的公和永丝厂,是上海第一家华商缫丝厂。这家丝厂的创办者黄佐卿(宗宪),是一个在外国人中间被称为“祥记”的浙江籍丝商(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门,页14。)。根据我们在上一节所说的情况,这个“祥记”可能就是为外国洋行经纪生丝出口的丝号名称。他不但是这个丝号的老板,而且是经营生丝出口的“丝行的一个领袖。”(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还有人说,他最初是经营土丝出口的丝栈主,“祥记”是丝栈的名称。后来当上了公和洋行的买办,随后又开设了丝厂,“为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治外法权的庇护”,又挂上了他所在“洋行的牌子”(注:参阅《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142,170。)(但又加上了一个永字)。这些说法虽未注明资料来源,但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后来的丝厂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注:参阅上书,页170。)

为洋行的生丝出口服务的买办、包括和洋行出口生丝联系密切的丝商,是上海现代缫丝工厂创办和主持者的一个重要支柱。翻开上海缫丝厂的工厂名录,就可以看出:丝厂之由买办或丝号商人创办或来自他们的投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丝厂者,和黄佐卿同为一代的就有吴少卿(瑞记买办)之于上海瑞纶:杨信之(延昌买办)之于上海延昌恒,苏州延昌永;沈志云、吴少圃(拨维晏买办)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买办)之于上海源昌、无锡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买办)、朱葆三(平和买办)之于上海绢丝;以及唐茂枝(怡和买办)、徐润(宝顺买办)之于烟台纩丝局和周廷弼(大明买办)之于无锡裕昌丝厂(注:以上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141,汪敬虞编:《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生参考资料》第7-8册(未发表)。)。到了20世纪之初,则有沈职芳(华兴买办)之于上海振纶等四家丝厂;顾敬斋(乾康买办)之于上海乾康等两家丝厂;吴子敬(怡和买办)之于上海协和等四家丝厂;王亦梅(端顺买办)之于上海永康丝厂;薛南溟(永泰买办)之于上海永泰丝厂;张幼山(同协祥买办)之于上海同协祥丝厂以及上海日商台湾银行买办武棣森之于上海纶华丝厂(注:以上据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68。)。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形,仍然继续存在。法国信孚洋行买办薛浩峰与人伙开三家丝厂;美国美信洋行买办黄吉文自营两家丝厂;英国公安洋行买办邱敏庭自营一家丝厂,又与人伙开三家丝厂;达昌洋行买办陆润荪、新时昌洋行买办杨季良、安利洋行买办吴登瀛都各自独营一家丝厂(注:参阅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蚕丝业大观》,1929年版,页426-8,431。)。这些丝厂的经营者,既是洋行买办,又是兼营丝号的经纪人。像30年代上海著名的制丝业者史和声、朱静庵、丁汶霖、吴松岩、倪钦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经营丝号,一面兼任洋行买办(注:林勗:《控中国之缫丝业》,载《企业周刊》,1943年。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12。)。在兼营丝号的买办中,有不少是丝行的领袖。例如在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第一、二两届董事会的13名成员中,有6名是洋行买办。总董总理和坐办的职位,全为买办所占据(注: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

在上述30多家买办兴办的缫丝厂中,包括黄佐卿的公和永在内,至少有五家是打着他们所在的洋行招牌创办起来的。这说明洋行买办兴办工厂最初依赖洋行势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前景。黄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个证明。

公和永开办之初,资本十万两,有丝车一百部。厂内设备完全来自国外,“指导厂务”的工程师,也延请外籍人员担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开,营业不振。1887年以后,机缫丝在法国市场打开销路,营业得以复振。1892年一年中,旧厂扩充与新厂增设,同时并进。先是收旧厂丝车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杨树浦增设新祥缫丝厂,有丝车416部,合起来将近千部,形成为一个拥有资本30万两、职工千人的大企业(注:以上据《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门,页14。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

在缫丝业中站稳以后,他又努力扩大地盘,一方面由缫丝业扩大到棉纺织,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纺织厂(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扩大到武汉,先是在汉口设立丝行,后又打算接办张之洞在武昌创设的湖北缫丝局(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1928年版,卷35,页21-23。)。事虽未成,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丝行领袖”的经济实力。他的声望日隆,被人们称誉为“采用外国机器进行缫丝与棉织方面”的“最积极和先进人物之一。”(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

然而,就上海一般丝厂的主持者而言,黄佐卿的情况,又是一个例外。以为有了黄佐卿这个例子,便认定缫丝业中的民族资本能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这又是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

说它是一个例外,这主要是指上海华商缫丝厂的绝大部分,并非都像黄佐卿的公和永那样,是厂主的自有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上海的缫丝业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租厂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丝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属两户。丝厂的所有者,多为房产主或地产公司,他们并不直接经营丝厂,而是将其所有的厂房以及缫丝设备,租与丝厂的经营者。自己则坐收租金,叫做“产业股东”。(注:“产业股东”亦作“实业股东”,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176。)丝厂的经营者则多为兼营丝号的丝商。他们按期租赁厂房,向房主缴纳租金,然后雇工备料,经营缫制,叫做“营业股东”。(注:也有少数经营丝厂的人,同时出租丝厂。例如曾经经营丝厂的买办祝大椿,据说也“专门建厂租给人家”。参阅唐传泗、徐鼎新:《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页20。)产权固定于一家,而营业者则可以随时改组更换。租期按年计算,每逢新茧登场,即为丝厂改组之期。营业的绝续、股东的进退均决定于此时。这种租厂制,在它盛行的时期,厂数占上海全部丝厂的90%。如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丝厂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厂房的,不过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厂营业(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缫丝厂之实行租厂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条件,同时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属性。

在特殊条件方面,过去多强调江南蚕茧,一年只收一两造,丝厂不能全年开工。这当然是形成租厂制的一个条件,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我们看到,在华南广东一带,一年可以育蚕多次,丝厂一般是全年开工,但是广东丝厂,降至20世纪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厂经营的(注:谭自昌:《广东丝业现在之实际概况》,参阅《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可见生产的季节性,不是租厂的全部原因。租厂经营对经营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更有超经济的因素。单纯从经济的因素看:根据上海的一般情况,出租丝厂的“产业股东”,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达到他所投资数额的15%(注:乐嗣炳:《中国蚕丝》,1935年版,页38-39;曾同春:《中国丝业》,1933年版,页92。)。这实际上近乎一种高利贷。而丝厂“营业股东”之所以愿意支付这一笔相当沉重的开支,自然是从节省开办资金着眼。根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自有丝厂的投资,每部丝车平均在一百五六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而租厂经营者则不过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之谱(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厂较自有丝厂节省开办资金1/3~1/4。如果说,丝厂房产主是把他的投资收入扩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厂经营者则是把他的投资风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的投资只限于经营丝厂时的流动资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购蚕茧和开支工资。他可以随时收茧,随时缫制,随时出货筹押现款,应付流动开支(注: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上海钱庄的抵押放款,几乎全部是以丝茧为抵押的放款。参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页780-781。)。至于工厂固定资产的前途,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注:1896年5月间上海一场大雨冲毁了三家丝厂的屋顶,原因是“建筑的窳败和缺乏适当的检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页828;6月5日,页872,6月19日,页973)。引起不少的议论。这个小小的事例,不失为一个具体的例证。)。这就是说,丝厂经营者不是以工厂主的身份、而是以丝商的身份经营丝厂。丝厂经营者之进退,以生丝市场之升降为转移。市场看好则一拥而进;市场看疲则一轰而退。进退之间,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仅计一时丝价”,“毫无永久营业性质”。(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1,174。)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则取决于一个超经济的因素。归根到底,它是和生丝市场之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丝对外贸易主动权之不为我所有分不开的,是从事生丝缫制业者对自己命运不能主动掌握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单纯用蚕茧收购和生丝缫制的季节性来解释,显然是没有抓到痒处。

租厂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说明中国的生丝市场受外国势力的制约,而且也说明中国的生丝生产对外国势力的依存。

丝厂出租,从一个角度看,固然是华商丝厂失去生丝市场主动权以后的一种变通的适应办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又给外国洋行对华商丝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利用机会。出现丝厂的所谓“产业股东”,有的就是外国洋行或地产公司(注:参阅《支那蚕丝业大观》,页235。)。在20世纪之初,上海的沙逊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经是出租丝厂的“产业股东”。租用洋商房产的中国资本家,有的就是洋行买办。有的丝厂名为华洋合股开设,实际上多为华商经营,不过借用洋商牌号。从租洋厂到挂洋牌,是顺理成章的。因租洋厂“事非永久,仅计一时。丝价高时开工营业,丝价低时转租于人,欲其丝之改良,谈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赖外人签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发展下去,有的丝厂向内地收购鲜茧,也以洋行名义,请海关发给道照,或由厂家托洋行转请海关发给。及至乾茧运沪,又将道照转请换给出口之派司。这种派司,在华商丝厂之间,可以互相转卖,形同有价证券。所有这些依托洋行的活动,无非是借此换取子口半税的待遇。这种“以华商资本而用洋商牌号”的行为,在华商之间,也引为“亟宜改革”之“陋习”。但是,这种陋习又的确给他们带来好处(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不用说洋商牌号,只要每包生丝花上三两银子,请一个作为名誉技师的洋商在出口生丝上签一个字,便能“取信欧美”而少受丝价之压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却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适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压抑。“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结果是“抛盘压价,任之外人”。(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国丝业资本家,便是生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之中。

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又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这不是外铄论,这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性的理论依据。中国的现代缫丝工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个案,它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二)继昌隆之例

在中国另一个缫丝业重地的广东出现的第一家新的缫丝厂——继昌隆丝厂,说明了有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把继昌隆和公和永加以对照,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继昌隆的创办者,不是和洋行关系密切的买办或买办商人,而是一个在海外经商近20年的华侨。据创办人陈启沅的自述,他的家族世代以“农桑为业,”(注:陈启沅:《蚕桑谱》,自序1903年重刊。)而他自己则于“诸子百家、星学舆地诸书靡不淑猎”,“一度志在科场”。(注:桂坫等修:《续修南海县志》,卷21,《陈启沅传》,1910年修。)晚年还在广东韶州炼过锑砂,据说炼锑砂的镕炉也是他自己设计制造的(注:《时报》,1906年1月6日。)。这说明他颇有一些中学和西学的知识。他长期在海外,和西方世界不能没有接触(注:有人说陈启沅到南洋(如《南海县志》所载);也有人说他曾“游历欧美”。(如民国《顺德县志》所载。)),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为外国洋行服务的经历,这和公和永丝厂的创办者黄佐卿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继昌隆的厂址,不是设在洋商蒐聚的通商口岸广州,而是设在洋商势力暂时还没有到达的农村——陈启沅的故乡南海简村。当时的南海和它的邻县顺德、三水、新会等地,是广东手工缫丝的传统地区。这个地区的农民,世代以缫丝为副业。继昌隆丝厂就设在简村陈氏本宅。所用工人都是“本村的左邻右里”。(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未发表),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57年三联版,卷2,页44。)这和公和永之设立在生丝出口中心的上海,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这个丝厂所用的缫丝设备,也不是外国现成机器的进口,而是出自陈启沅本人的设计和本地工厂的制造。当然,陈启沅的设计,并不是出自凭空的悬想,有人说他是在南洋看到法国式的缫丝机器而蓄意仿效的(注:饶信梅:《广东蚕丝业之过去与现在》,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7期,1930年。)。但这和外国机器的直接进口,究竟不大一样。而根据他的设计进行制造和安装的,又是中国南方最早的一家机器工厂——陈联泰机器厂(注:陈滚滚:《陈联泰与均和安机器厂的概况》,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65年6月。)。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新鲜事物。

这就引发了有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民族资本现代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继承和转化。继昌隆的产生过程,在某些方面,似乎支持了这个论点。

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这种联系,可以有两种涵义。一是前者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一是后者为前者的直接转化,即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所包括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全过程。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例如在英国,这两种涵义的联系,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前一种涵义的联系,虽然也同样发生作用,但后一种涵义的联系,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中断。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这种萌芽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就其主流而言,却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萌芽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是任何国家在封建社会末期都经过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它不但体现在继昌隆的产生上面,也同样体现在公和永的产生上面。没有“本村左邻右里”的缫丝女工,继昌隆固然很难成立,同样,没有麇聚上海滩的缫丝女工,公和永同样是难以出现的。上海丝厂的养成工和广东丝厂的自梳女,都是出自同一的来源,要求同样的解放(注:《支那蚕丝业大观》,页292-293;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174;C.W.Howard and P.Buswell:A Survey of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页140,1925年版。)。

但是不能把这一点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转化。人们知道,在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之前将近30年,西方的资本主义入侵者就已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许多工业部门中,先后设立了一批属于机器大工业的工厂。他们也是在中国就地雇佣工人,并没有把机器连同工人一齐运到中国。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矿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化。

继昌隆的设立本身,也不支持上述所谓“转化”的论点。在继昌隆出现以前,广东省的农村缫丝业“多半为家庭式的手工业,即兼营的小商品生产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中的老妇。”“自汽机丝厂创设后,手机缫丝往往变为丝厂的附庸,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缫之。”(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页51。)这就是说,在机器缫丝出现以前,广东的手工缫丝基本上还停留在小手工业阶段,能够勉强算作手工工场,乃是在机器缫丝业出现之后,作为丝厂附庸的那种专缫劣茧的“小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继昌隆的产生,并非由原有的手工缫丝自身发展的结果。在继昌隆出现以前,广东的手工缫丝业,更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阶段。一直到19世纪末叶,也就是继昌隆存在了1/5的世纪以上,当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注: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rots on Trade and Finance, China,1885年,广州,页4。)以后,人们才开始看到手工缫丝向机器缫丝的转化。这个转化第一次出现在1893年的三水。当时有一家存在了九年的手工缫丝工场,由手工缫制改为机器缫制(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1898年,下卷,页73。)。估计这种情形,在广东其他产丝地区也会有所出现。中国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渡不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已经出现乃至“树立了根基”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

继昌隆设立以后广东机器缫丝业的遭遇,也同样说明这一点。

从1873年继昌隆的成立开始,新式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上以相当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在继昌隆成立的第二年,机器缫丝就采行于顺德和广州(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卷2,页52;North China Herald,1874年6月13日,页526。)。一年以后,南海又有人在当地仿照陈启沅的机器另建了四家丝厂(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页151。)。1881年广州、顺德、南海地区的丝厂,已增加到十家,有丝釜2400位,年产生丝近1000担(注:同上。参阅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2年1月16日,页47。)。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当时在顺德附近的新会,又添了三家丝厂(注:陈启沅:《广东蚕桑谱》,广东厘条分局详,1897年版;《申报》,1887年12月5日。)。进入90年代,一向是农业区的三水,也逐渐变成了产丝区,在茧行、手工缫丝作坊之外,第一次出现了两家“使用外国机器”的蒸汽缫丝厂(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三水,页264。)。在所有这些地方,没有看到手工缫丝作坊向缫丝厂转化的痕迹。

但是,广东缫丝工业的发展,却受到来自手工缫丝者和丝织业行会手工业者的严重威协。继昌隆成立之后不久,“装设欧式机器曾经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丝区的人都害怕他们的低劣丝会因此无人问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年,广州,页576-577。)组织在手工丝织业行会中的“机房中人”,更进一步酝酿“联群挟制”,“鼓动风潮”,要“拆毁丝厂”。早在1875年,丝织业行会手工为者和丝厂工人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械斗(注:North China Daily News,1875年10月19日,页379;10月26日,页403。)。手工业工人反抗机器的斗争,在1881年的一次大械斗中,表现得最为激烈。这时南海一带的机器缫丝厂,除了继昌隆以外,又陆续建立了裕昌隆、经和昌等厂,用茧量成倍增加。1881年又值“蚕茧歉收,市上无丝可买(注:由于厂丝多出口之故,织户所用土丝供应不及。),机工为之停歇”。因此,在这一年十月间,组织在手工业行会“锦纶行”中的手织工人,一方面“勒令同行之人,概停工作”;一方面聚众二、三千人,筹聚“斗费”,采办军火器械,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了三名丝厂工人,“并尽毁机器,始肯解散”(注:以上参阅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1882年刊,“南海书牍”,卷6;Trade Reports,1881年,广州,页9-10;《申报》,1881年11月8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1年11月7日,页443。)。双方的械斗,持续了好几天。经过地方官的弹压,始趋平息。

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的间接反映。虽然这种斗争,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真正实现了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机器——的斗争。然而,出现在南海的这场“斗争”,都不是这样。它不是出现在缫丝工人和丝厂资本家之间,而是出现在丝织手工业行会和缫丝厂资本家乃至缫丝工人之间。(注:据南海县令徐赓陛说:手工丝织业者“沉杀丝工二三人”,丝厂方面也击毙机工一人。)“斗争”的导火线不是由于丝厂工人无工可作,而是由于手工织工无丝可织。而无丝可织,主要是由于“蚕茧歉收,市上无丝可买”。这里至多只是反映了丝厂和丝织业行会对原料的争夺,却反映不出丝厂资本家对手工丝织业者的剥削。口口声声“倡言机器害其本业”的手工丝织业者,实际上找错了“斗争”的对象。因此,这不是一场工人对机器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落后生产方式的武斗。

在这种形势之下,代表官方的南海县令的弹压措施,就完全可以理解。他自认的持平之论是这样:“在机工藉端酿事,固应严惩,而所用机器俗名‘鬼濩’、又名‘丝偈’者,卑职详加考察,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随取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亻加开),以示持平。”(注:徐赓陛:《不自慊斋温存》“南海书牍,卷6。另据媒体报导:“各丝店之机器,亦经缴官矣”。可见“依限自行变价”,”变成了没收。见《循环日报》,1881年10月15日,“羊城新闻”。)除此以外,“永远勒停”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平民不得私擅购置”。(注:同徐赓陛,上引书。)

在广东内地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南海一带的丝业资本家,纷纷把工厂迁至澳门,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厂从广州迁到那里(注:North China Herald,1882年4月22日,页424。)。传说陈启沅也一度把他的丝厂迁至澳门,“以避其锋”。虽然清政府在1886年以一纸空文“咨行粤省,劝导商民,广为兴办”,(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5,页21。)但直到90年代,当有人在南海禀请开设丝厂时,两广总督却仍以“商民设立机器缫丝,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

不管手工业者的反对也好,清政府的压制也好,落后的手工工具究竟抵挡不住先进的机器了,尽管南海、广州一带的手工缫丝、织绸业者和缫丝工厂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后半期,但机器缫丝在市场上的地位,却一天一天地驾临于土丝之上了。自80年代广东丝厂在出口贸易中始露头角起,不到五年功夫,它就在海外市场上和土丝平分秋色。从此土丝一泻千里,到了19世纪末叶,在广州出口的3.7万担生丝中,土丝不过2000多担,连厂丝出口的尾数都不到了。

另一方面,手工缫丝并没有全部垮下来。80年代以降效率较高的足缫机和半机械的缫丝小机逐渐为手工业者所接受(注:周朝槐等修:《民国顺德县志》,1929年修,卷1,页25。陈启沅:《蚕桑谱》,序。)。这样,手工和机器在20世纪以后,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了。

但机器缫丝,也没有永远昌盛下去。虽然在一战期间,广东丝业有过一度短暂繁荣,但繁荣不久即逝。进入30年代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和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广东丝业,呈现一片萧条,生丝出口一落千丈。在1930-1934年五年之中,全省开工的丝厂由121个减少到37个,生丝出口由4.7万多担下降到不足3万担(注:有关广东生产萧条的材料请参阅《广东生丝检查所报告》1931-32年,1934-35年《广东建设厅生丝检查所四周年年报》,1935年,页6,18-19。)。这里面也包括陈启沅的继昌隆,因为30年代末有人到简村进行调查,发现那里已无一丝厂存在,而当年继昌隆的厂址,已还原为陈氏遗族的住宅了(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缫丝工厂,在外国丝厂势力密集的通商口岸,固然是命运多乖;在远离通商口岸的城镇乃至偏远农村,也不见得有更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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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缫丝业的产生和发展

2015-06-08  嘉联丝绸

生丝的对外贸易,是整个中国丝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生丝的出口,对中国丝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现代缫丝厂是怎样产生的?又是怎样存在和发展的?它所走的,又是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都离不开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条件和背景。

但是历史又往往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么笔直和简单。在历史悠久和幅员广袤的中国,具体到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上,就不是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只有一个固定的同一途径和模式。我们在下面选取的两家丝厂:上海第一家丝厂公和永和广东第一家同时也是全国第一家丝厂继昌隆,就有两个不同的产生和发展的途径和模式。不同途径和模式的产生,当然有各自不同的条件。但毫无疑问,它们同时又恰恰来源于当时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的同一。

(一)公和永之例

1882年出现的公和永丝厂,是上海第一家华商缫丝厂。这家丝厂的创办者黄佐卿(宗宪),是一个在外国人中间被称为“祥记”的浙江籍丝商(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门,页14。)。根据我们在上一节所说的情况,这个“祥记”可能就是为外国洋行经纪生丝出口的丝号名称。他不但是这个丝号的老板,而且是经营生丝出口的“丝行的一个领袖。”(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还有人说,他最初是经营土丝出口的丝栈主,“祥记”是丝栈的名称。后来当上了公和洋行的买办,随后又开设了丝厂,“为了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获得治外法权的庇护”,又挂上了他所在“洋行的牌子”(注:参阅《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142,170。)(但又加上了一个永字)。这些说法虽未注明资料来源,但看来是可信的,因为后来的丝厂主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注:参阅上书,页170。)

为洋行的生丝出口服务的买办、包括和洋行出口生丝联系密切的丝商,是上海现代缫丝工厂创办和主持者的一个重要支柱。翻开上海缫丝厂的工厂名录,就可以看出:丝厂之由买办或丝号商人创办或来自他们的投资,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全国范围内,这个圈子里的人物之投身于丝厂者,和黄佐卿同为一代的就有吴少卿(瑞记买办)之于上海瑞纶:杨信之(延昌买办)之于上海延昌恒,苏州延昌永;沈志云、吴少圃(拨维晏买办)之于乾康;祝大椿(怡和买办)之于上海源昌、无锡源康和乾元;王一亭(太古买办)、朱葆三(平和买办)之于上海绢丝;以及唐茂枝(怡和买办)、徐润(宝顺买办)之于烟台纩丝局和周廷弼(大明买办)之于无锡裕昌丝厂(注:以上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141,汪敬虞编:《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生参考资料》第7-8册(未发表)。)。到了20世纪之初,则有沈职芳(华兴买办)之于上海振纶等四家丝厂;顾敬斋(乾康买办)之于上海乾康等两家丝厂;吴子敬(怡和买办)之于上海协和等四家丝厂;王亦梅(端顺买办)之于上海永康丝厂;薛南溟(永泰买办)之于上海永泰丝厂;张幼山(同协祥买办)之于上海同协祥丝厂以及上海日商台湾银行买办武棣森之于上海纶华丝厂(注:以上据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68。)。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情形,仍然继续存在。法国信孚洋行买办薛浩峰与人伙开三家丝厂;美国美信洋行买办黄吉文自营两家丝厂;英国公安洋行买办邱敏庭自营一家丝厂,又与人伙开三家丝厂;达昌洋行买办陆润荪、新时昌洋行买办杨季良、安利洋行买办吴登瀛都各自独营一家丝厂(注:参阅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支那蚕丝业大观》,1929年版,页426-8,431。)。这些丝厂的经营者,既是洋行买办,又是兼营丝号的经纪人。像30年代上海著名的制丝业者史和声、朱静庵、丁汶霖、吴松岩、倪钦章、夏春樵等,均莫不一面经营丝号,一面兼任洋行买办(注:林勗:《控中国之缫丝业》,载《企业周刊》,1943年。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12。)。在兼营丝号的买办中,有不少是丝行的领袖。例如在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第一、二两届董事会的13名成员中,有6名是洋行买办。总董总理和坐办的职位,全为买办所占据(注:徐鼎新:《试论清末民初的上海(江浙皖)丝厂茧业总公所》,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页67。)。

在上述30多家买办兴办的缫丝厂中,包括黄佐卿的公和永在内,至少有五家是打着他们所在的洋行招牌创办起来的。这说明洋行买办兴办工厂最初依赖洋行势力的普遍。然而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的前景。黄佐卿的公和永,就是一个证明。

公和永开办之初,资本十万两,有丝车一百部。厂内设备完全来自国外,“指导厂务”的工程师,也延请外籍人员担任。最初五年局面尚未打开,营业不振。1887年以后,机缫丝在法国市场打开销路,营业得以复振。1892年一年中,旧厂扩充与新厂增设,同时并进。先是收旧厂丝车增至442部,其后又在杨树浦增设新祥缫丝厂,有丝车416部,合起来将近千部,形成为一个拥有资本30万两、职工千人的大企业(注:以上据《农商公报》,1915年第16期,选载门,页14。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140。)。

在缫丝业中站稳以后,他又努力扩大地盘,一方面由缫丝业扩大到棉纺织,附股于上海的外商棉纺织厂(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面131。),一方面由上海扩大到武汉,先是在汉口设立丝行,后又打算接办张之洞在武昌创设的湖北缫丝局(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1928年版,卷35,页21-23。)。事虽未成,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丝行领袖”的经济实力。他的声望日隆,被人们称誉为“采用外国机器进行缫丝与棉织方面”的“最积极和先进人物之一。”(注: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7月16日,页131。)

然而,就上海一般丝厂的主持者而言,黄佐卿的情况,又是一个例外。以为有了黄佐卿这个例子,便认定缫丝业中的民族资本能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这又是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

说它是一个例外,这主要是指上海华商缫丝厂的绝大部分,并非都像黄佐卿的公和永那样,是厂主的自有产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面,上海的缫丝业中,形成了一种所谓租厂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丝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并非一家,而是分属两户。丝厂的所有者,多为房产主或地产公司,他们并不直接经营丝厂,而是将其所有的厂房以及缫丝设备,租与丝厂的经营者。自己则坐收租金,叫做“产业股东”。(注:“产业股东”亦作“实业股东”,参阅陈真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176。)丝厂的经营者则多为兼营丝号的丝商。他们按期租赁厂房,向房主缴纳租金,然后雇工备料,经营缫制,叫做“营业股东”。(注:也有少数经营丝厂的人,同时出租丝厂。例如曾经经营丝厂的买办祝大椿,据说也“专门建厂租给人家”。参阅唐传泗、徐鼎新:《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若干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3期,页20。)产权固定于一家,而营业者则可以随时改组更换。租期按年计算,每逢新茧登场,即为丝厂改组之期。营业的绝续、股东的进退均决定于此时。这种租厂制,在它盛行的时期,厂数占上海全部丝厂的90%。如20世纪20年代末期,上海丝厂共有80余家,其中自有厂房的,不过八、九家,其余皆系租厂营业(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

上海缫丝厂之实行租厂制,有它本身的特殊条件,同时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的共同属性。

在特殊条件方面,过去多强调江南蚕茧,一年只收一两造,丝厂不能全年开工。这当然是形成租厂制的一个条件,但显然不是充分的条件。我们看到,在华南广东一带,一年可以育蚕多次,丝厂一般是全年开工,但是广东丝厂,降至20世纪30年代,也有不少是租厂经营的(注:谭自昌:《广东丝业现在之实际概况》,参阅《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可见生产的季节性,不是租厂的全部原因。租厂经营对经营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更有超经济的因素。单纯从经济的因素看:根据上海的一般情况,出租丝厂的“产业股东”,每年所收的租金,可以达到他所投资数额的15%(注:乐嗣炳:《中国蚕丝》,1935年版,页38-39;曾同春:《中国丝业》,1933年版,页92。)。这实际上近乎一种高利贷。而丝厂“营业股东”之所以愿意支付这一笔相当沉重的开支,自然是从节省开办资金着眼。根据20世纪20年代末的调查,自有丝厂的投资,每部丝车平均在一百五六十两至二百两之间,而租厂经营者则不过一百两至一百五十两之谱(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租厂较自有丝厂节省开办资金1/3~1/4。如果说,丝厂房产主是把他的投资收入扩大到最高限度,那么租厂经营者则是把他的投资风险缩小到最低限度。因为他的投资只限于经营丝厂时的流动资金,重要是用之于收购蚕茧和开支工资。他可以随时收茧,随时缫制,随时出货筹押现款,应付流动开支(注:在二十世纪初叶以前,上海钱庄的抵押放款,几乎全部是以丝茧为抵押的放款。参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1960年版,页780-781。)。至于工厂固定资产的前途,不在他的考虑之列(注:1896年5月间上海一场大雨冲毁了三家丝厂的屋顶,原因是“建筑的窳败和缺乏适当的检查。(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5月29日,页828;6月5日,页872,6月19日,页973)。引起不少的议论。这个小小的事例,不失为一个具体的例证。)。这就是说,丝厂经营者不是以工厂主的身份、而是以丝商的身份经营丝厂。丝厂经营者之进退,以生丝市场之升降为转移。市场看好则一拥而进;市场看疲则一轰而退。进退之间,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仅计一时丝价”,“毫无永久营业性质”。(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1,174。)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则取决于一个超经济的因素。归根到底,它是和生丝市场之为外商所左右、是和生丝对外贸易主动权之不为我所有分不开的,是从事生丝缫制业者对自己命运不能主动掌握的具体表现。在这里,单纯用蚕茧收购和生丝缫制的季节性来解释,显然是没有抓到痒处。

租厂制所反映的问题,不仅说明中国的生丝市场受外国势力的制约,而且也说明中国的生丝生产对外国势力的依存。

丝厂出租,从一个角度看,固然是华商丝厂失去生丝市场主动权以后的一种变通的适应办法,从另一个角度看,则又给外国洋行对华商丝厂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利用机会。出现丝厂的所谓“产业股东”,有的就是外国洋行或地产公司(注:参阅《支那蚕丝业大观》,页235。)。在20世纪之初,上海的沙逊洋行和泰利洋行,就曾经是出租丝厂的“产业股东”。租用洋商房产的中国资本家,有的就是洋行买办。有的丝厂名为华洋合股开设,实际上多为华商经营,不过借用洋商牌号。从租洋厂到挂洋牌,是顺理成章的。因租洋厂“事非永久,仅计一时。丝价高时开工营业,丝价低时转租于人,欲其丝之改良,谈何容易!遂不得不依赖外人签事,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发展下去,有的丝厂向内地收购鲜茧,也以洋行名义,请海关发给道照,或由厂家托洋行转请海关发给。及至乾茧运沪,又将道照转请换给出口之派司。这种派司,在华商丝厂之间,可以互相转卖,形同有价证券。所有这些依托洋行的活动,无非是借此换取子口半税的待遇。这种“以华商资本而用洋商牌号”的行为,在华商之间,也引为“亟宜改革”之“陋习”。但是,这种陋习又的确给他们带来好处(注:《上海丝厂业之调查》,载《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2期,1928年6月15日。)。不用说洋商牌号,只要每包生丝花上三两银子,请一个作为名誉技师的洋商在出口生丝上签一个字,便能“取信欧美”而少受丝价之压抑。受制于洋商而又不能不依托洋商,不甘于受制,出路却仍然只有依托。然而依托又适足以造成承受更大的压抑。“借[洋]牌之力以作信用,”结果是“抛盘压价,任之外人”。(注:《大公报》,1917年4月,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页174。)半殖民地上的中国丝业资本家,便是生活在这样尖锐复杂的现实矛盾之中。

这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又压制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作用。这不是外铄论,这是在半殖民地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的科学分析,是中国资产阶级先天软弱性的理论依据。中国的现代缫丝工作,作为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个案,它的遭遇,证明了这一点。

(二)继昌隆之例

在中国另一个缫丝业重地的广东出现的第一家新的缫丝厂——继昌隆丝厂,说明了有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问题。

把继昌隆和公和永加以对照,它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第一,继昌隆的创办者,不是和洋行关系密切的买办或买办商人,而是一个在海外经商近20年的华侨。据创办人陈启沅的自述,他的家族世代以“农桑为业,”(注:陈启沅:《蚕桑谱》,自序1903年重刊。)而他自己则于“诸子百家、星学舆地诸书靡不淑猎”,“一度志在科场”。(注:桂坫等修:《续修南海县志》,卷21,《陈启沅传》,1910年修。)晚年还在广东韶州炼过锑砂,据说炼锑砂的镕炉也是他自己设计制造的(注:《时报》,1906年1月6日。)。这说明他颇有一些中学和西学的知识。他长期在海外,和西方世界不能没有接触(注:有人说陈启沅到南洋(如《南海县志》所载);也有人说他曾“游历欧美”。(如民国《顺德县志》所载。)),但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为外国洋行服务的经历,这和公和永丝厂的创办者黄佐卿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继昌隆的厂址,不是设在洋商蒐聚的通商口岸广州,而是设在洋商势力暂时还没有到达的农村——陈启沅的故乡南海简村。当时的南海和它的邻县顺德、三水、新会等地,是广东手工缫丝的传统地区。这个地区的农民,世代以缫丝为副业。继昌隆丝厂就设在简村陈氏本宅。所用工人都是“本村的左邻右里”。(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未发表),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957年三联版,卷2,页44。)这和公和永之设立在生丝出口中心的上海,也是大不相同的。

第三,这个丝厂所用的缫丝设备,也不是外国现成机器的进口,而是出自陈启沅本人的设计和本地工厂的制造。当然,陈启沅的设计,并不是出自凭空的悬想,有人说他是在南洋看到法国式的缫丝机器而蓄意仿效的(注:饶信梅:《广东蚕丝业之过去与现在》,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7期,1930年。)。但这和外国机器的直接进口,究竟不大一样。而根据他的设计进行制造和安装的,又是中国南方最早的一家机器工厂——陈联泰机器厂(注:陈滚滚:《陈联泰与均和安机器厂的概况》,载《广东文史资料》,第20辑,1965年6月。)。这在当时,也是罕见的新鲜事物。

这就引发了有关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问题的讨论中,有这样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民族资本现代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萌芽的继承和转化。继昌隆的产生过程,在某些方面,似乎支持了这个论点。

封建社会中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联系,这是不可否认的。这种联系,可以有两种涵义。一是前者为后者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一是后者为前者的直接转化,即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产生所包括的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的全过程。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例如在英国,这两种涵义的联系,都是存在的。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前一种涵义的联系,虽然也同样发生作用,但后一种涵义的联系,却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中断。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尽管这种萌芽也为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就其主流而言,却是入侵的外国资本主义作用的结果。

资本主义萌芽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提供了准备条件,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是任何国家在封建社会末期都经过的普遍现象。中国也不例外。它不但体现在继昌隆的产生上面,也同样体现在公和永的产生上面。没有“本村左邻右里”的缫丝女工,继昌隆固然很难成立,同样,没有麇聚上海滩的缫丝女工,公和永同样是难以出现的。上海丝厂的养成工和广东丝厂的自梳女,都是出自同一的来源,要求同样的解放(注:《支那蚕丝业大观》,页292-293;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174;C.W.Howard and P.Buswell:A Survey of silk Industry of South China,页140,1925年版。)。

但是不能把这一点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转化。人们知道,在中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之前将近30年,西方的资本主义入侵者就已经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许多工业部门中,先后设立了一批属于机器大工业的工厂。他们也是在中国就地雇佣工人,并没有把机器连同工人一齐运到中国。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资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矿企业,是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转化。

继昌隆的设立本身,也不支持上述所谓“转化”的论点。在继昌隆出现以前,广东省的农村缫丝业“多半为家庭式的手工业,即兼营的小商品生产工业”。“凡操手机者多半为蚕村中的老妇。”“自汽机丝厂创设后,手机缫丝往往变为丝厂的附庸,盖丝厂间有将劣茧选出,另设小室或小工场雇用女工用手机缫之。”(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卷2,页51。)这就是说,在机器缫丝出现以前,广东的手工缫丝基本上还停留在小手工业阶段,能够勉强算作手工工场,乃是在机器缫丝业出现之后,作为丝厂附庸的那种专缫劣茧的“小室”。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继昌隆的产生,并非由原有的手工缫丝自身发展的结果。在继昌隆出现以前,广东的手工缫丝业,更没有经历过工场手工业的阶段。一直到19世纪末叶,也就是继昌隆存在了1/5的世纪以上,当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注: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Diplomatic and Consular Reprots on Trade and Finance, China,1885年,广州,页4。)以后,人们才开始看到手工缫丝向机器缫丝的转化。这个转化第一次出现在1893年的三水。当时有一家存在了九年的手工缫丝工场,由手工缫制改为机器缫制(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1898年,下卷,页73。)。估计这种情形,在广东其他产丝地区也会有所出现。中国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渡不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出现之前,而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已经出现乃至“树立了根基”之后,这是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

继昌隆设立以后广东机器缫丝业的遭遇,也同样说明这一点。

从1873年继昌隆的成立开始,新式缫丝工业在珠江三角洲上以相当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在继昌隆成立的第二年,机器缫丝就采行于顺德和广州(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转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料》,卷2,页52;North China Herald,1874年6月13日,页526。)。一年以后,南海又有人在当地仿照陈启沅的机器另建了四家丝厂(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页151。)。1881年广州、顺德、南海地区的丝厂,已增加到十家,有丝釜2400位,年产生丝近1000担(注:同上。参阅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2年1月16日,页47。)。80年代中期以后,新式缫丝工业“在广东已经牢固地树立了根基,”当时在顺德附近的新会,又添了三家丝厂(注:陈启沅:《广东蚕桑谱》,广东厘条分局详,1897年版;《申报》,1887年12月5日。)。进入90年代,一向是农业区的三水,也逐渐变成了产丝区,在茧行、手工缫丝作坊之外,第一次出现了两家“使用外国机器”的蒸汽缫丝厂(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92-1901年三水,页264。)。在所有这些地方,没有看到手工缫丝作坊向缫丝厂转化的痕迹。

但是,广东缫丝工业的发展,却受到来自手工缫丝者和丝织业行会手工业者的严重威协。继昌隆成立之后不久,“装设欧式机器曾经遇到很大困难,因为丝区的人都害怕他们的低劣丝会因此无人问津,所以竭力抗拒新法。”(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Decennial Reports,1882-1891年,广州,页576-577。)组织在手工丝织业行会中的“机房中人”,更进一步酝酿“联群挟制”,“鼓动风潮”,要“拆毁丝厂”。早在1875年,丝织业行会手工为者和丝厂工人之间,就曾经发生过一次械斗(注:North China Daily News,1875年10月19日,页379;10月26日,页403。)。手工业工人反抗机器的斗争,在1881年的一次大械斗中,表现得最为激烈。这时南海一带的机器缫丝厂,除了继昌隆以外,又陆续建立了裕昌隆、经和昌等厂,用茧量成倍增加。1881年又值“蚕茧歉收,市上无丝可买(注:由于厂丝多出口之故,织户所用土丝供应不及。),机工为之停歇”。因此,在这一年十月间,组织在手工业行会“锦纶行”中的手织工人,一方面“勒令同行之人,概停工作”;一方面聚众二、三千人,筹聚“斗费”,采办军火器械,捣毁了裕昌厚丝厂,杀死了三名丝厂工人,“并尽毁机器,始肯解散”(注:以上参阅徐赓陛:《不自慊斋漫存》,1882年刊,“南海书牍”,卷6;Trade Reports,1881年,广州,页9-10;《申报》,1881年11月8日;North China Daily News,1881年11月7日,页443。)。双方的械斗,持续了好几天。经过地方官的弹压,始趋平息。

工人对机器的反抗,是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的间接反映。虽然这种斗争,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真正实现了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机器——的斗争。然而,出现在南海的这场“斗争”,都不是这样。它不是出现在缫丝工人和丝厂资本家之间,而是出现在丝织手工业行会和缫丝厂资本家乃至缫丝工人之间。(注:据南海县令徐赓陛说:手工丝织业者“沉杀丝工二三人”,丝厂方面也击毙机工一人。)“斗争”的导火线不是由于丝厂工人无工可作,而是由于手工织工无丝可织。而无丝可织,主要是由于“蚕茧歉收,市上无丝可买”。这里至多只是反映了丝厂和丝织业行会对原料的争夺,却反映不出丝厂资本家对手工丝织业者的剥削。口口声声“倡言机器害其本业”的手工丝织业者,实际上找错了“斗争”的对象。因此,这不是一场工人对机器的斗争,而是一场维护落后生产方式的武斗。

在这种形势之下,代表官方的南海县令的弹压措施,就完全可以理解。他自认的持平之论是这样:“在机工藉端酿事,固应严惩,而所用机器俗名‘鬼濩’、又名‘丝偈’者,卑职详加考察,每偈约用女工四百余人,男工一百余人。无论男女混杂,易生瓜李之嫌;且一工之作,可抵十工之用。统计江浦一带共有机器一十一座,应用四千四百余工,以一敌十较之,实夺四万四千余人之生业。夫以十一家殷商之攘利而失数万家贫户之资生,我国家民为邦本,非同外裔上下征利之邦,自应永远勒停,以安民业。随取到各店永不复开结状,勒将前项机器依限自行变(亻加开),以示持平。”(注:徐赓陛:《不自慊斋温存》“南海书牍,卷6。另据媒体报导:“各丝店之机器,亦经缴官矣”。可见“依限自行变价”,”变成了没收。见《循环日报》,1881年10月15日,“羊城新闻”。)除此以外,“永远勒停”还有一个更根本的理由,那就是:“各省制办机器,均系由官设局”,“平民不得私擅购置”。(注:同徐赓陛,上引书。)

在广东内地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南海一带的丝业资本家,纷纷把工厂迁至澳门,在1882年一年之中,就有三家工厂从广州迁到那里(注:North China Herald,1882年4月22日,页424。)。传说陈启沅也一度把他的丝厂迁至澳门,“以避其锋”。虽然清政府在1886年以一纸空文“咨行粤省,劝导商民,广为兴办”,(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5,页21。)但直到90年代,当有人在南海禀请开设丝厂时,两广总督却仍以“商民设立机器缫丝,专利病民”为辞,不许“擅制”。

不管手工业者的反对也好,清政府的压制也好,落后的手工工具究竟抵挡不住先进的机器了,尽管南海、广州一带的手工缫丝、织绸业者和缫丝工厂之间的冲突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后半期,但机器缫丝在市场上的地位,却一天一天地驾临于土丝之上了。自80年代广东丝厂在出口贸易中始露头角起,不到五年功夫,它就在海外市场上和土丝平分秋色。从此土丝一泻千里,到了19世纪末叶,在广州出口的3.7万担生丝中,土丝不过2000多担,连厂丝出口的尾数都不到了。

另一方面,手工缫丝并没有全部垮下来。80年代以降效率较高的足缫机和半机械的缫丝小机逐渐为手工业者所接受(注:周朝槐等修:《民国顺德县志》,1929年修,卷1,页25。陈启沅:《蚕桑谱》,序。)。这样,手工和机器在20世纪以后,又形成并行不悖的局面了。

但机器缫丝,也没有永远昌盛下去。虽然在一战期间,广东丝业有过一度短暂繁荣,但繁荣不久即逝。进入30年代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和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广东丝业,呈现一片萧条,生丝出口一落千丈。在1930-1934年五年之中,全省开工的丝厂由121个减少到37个,生丝出口由4.7万多担下降到不足3万担(注:有关广东生产萧条的材料请参阅《广东生丝检查所报告》1931-32年,1934-35年《广东建设厅生丝检查所四周年年报》,1935年,页6,18-19。)。这里面也包括陈启沅的继昌隆,因为30年代末有人到简村进行调查,发现那里已无一丝厂存在,而当年继昌隆的厂址,已还原为陈氏遗族的住宅了(注:吕学海:《顺德丝业调查报告》。)。

由此可见,中国的现代缫丝工厂,在外国丝厂势力密集的通商口岸,固然是命运多乖;在远离通商口岸的城镇乃至偏远农村,也不见得有更好的日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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